考古中发现极大丰富音乐史

　　纵观中国音乐史，除琴曲，经过打谱，可以了解到唐、宋以来及唐以前的音乐作品情况外，传世的古乐谱极为稀少，即便有，也不知如何演奏。音乐史的研究长期以来面临着诸多困境。近三四十年，由于一些考古新发现，例如湖北随县战国初期编钟的发现等，使我们能够根据实际音响，获得对中国乐律的新认识。由于对古乐谱，例如对宋代姜白石歌曲谱的翻译、对敦煌琵琶谱的研究解读等，使我们得以听读一些古代的音乐作品，这就从音乐上丰富了我们音乐史的内容。

　　而对民间古老乐种的发掘研究，更是一种活音乐史的研究。对西安鼓乐，从众多乐谱抄本的抄写年代看，它盛于明清两代而流传至今，而从谱式、谱字、曲目、乐曲结构等方面考察，其历史渊源相当古远，可以上溯到唐宋时期。对它的研究，可以看到我国传统音乐发展的一些轨迹。

　　考古发掘证实，至迟在西汉中期，南越已仿照西汉中央政府的各项制度，建立了称为“乐府”的音乐机构和规模宏大的钟鼓乐队。这个乐队既有南越“乐府”铸造的带有商文化因素的编饶（勾鑃），也有不少明显具有汉文化特征的编钟、编磬、琴、瑟等。其中，编铙由8枚组为一套，编钟由甬钟5枚与纽钟14枚组为一套，编磬由大小8枚与10枚组为一套。

　　与南越相比，滇国的音乐和乐队则是一番奇异的景象。早在战国时代，滇人已经创造了具有本民族特色的青铜编钟与铜鼓等乐器。进入汉代，编钟已由6枚筒形钟与1枚羊角钟组为一套，凡遇重大庆典，可与铜鼓、葫芦笙等乐器一起演奏。在滇人的日常生活中，铜鼓与葫芦笙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。近年出土的石寨山貯贝器上的画面：一位贵族高坐在“干栏”式房屋的上层主持祭典，周围环列铜鼓十六具，象征其身份与权力。房屋对面地上放有大型铜鼓两具，其间立一铜柱，上缚一人。大型铜鼓旁边，人们或坐或立。

　　铜鼓在西瓯也相当流行。据广西贵县罗泊湾汉墓出土的遗物来看，它的乐队由竹笛、越築（越族的筑）、捦（一种形制特异的琴）等管弦乐器演奏旋律，另由木腔革面的大鼓与具有固定音高的编钟、铜鼓、铜锣等打击乐器进行伴奏。

　　西安音乐学院“长安古乐学社”的专家学者几十年来上百次的采集、学习、研究鼓乐，走访西安市区、周至县、户县、蓝田县等地，涉及数十位民间艺师，留下数百小时的原始录音资料；涉及何家营、南集贤、城隍庙、东仓、西仓、迎祥观等多家鼓乐社，并将19个民间鼓乐社的遗址照片和演奏照片作为历史资料珍藏。这实际上也体现了“上穷碧落下黄泉，动手动脚找东西”的考古作业精神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