敖都玛法与佛朵玛玛新说

在我们吉林市满族博物馆暨吉林市满族萨满文化研究中心，有一展厅是专门复原满族家族的萨满祭祀神堂，在这个神堂中，供奉着偶像为一人双马的“敖都玛法”和只用一黄布口袋代表其神位，而没有影像的“佛朵玛玛”这样两位神祇。至于他们的来历，诸多研究萨满文化的专家学者对其进行过反复的探索，其结果是纵说纷纭，莫衷一是。就此问题，笔者最近走访了一些满族氏族，访问了诸多谙熟此事的族中长者，尤其重点走访了在国际萨满学术界颇负盛名的石氏家族，并同该家族近代最后一位神抓大萨满——石殿峰的儿子石文尧，进行了长达几年的接触与交谈，再结合自己数年来参加萨满祭祀活动的心得体会，特对满族氏族中两位重要神祇提出自己如下的观点和看法。

“敖都玛法”与“佛朵玛玛”是旧时满族人家必供的两位神祇。

一部分学者依据《天宫大战》①这一传说，将“敖都玛法”解释为女战神，笔者认为有些牵强，因为有悖于以下三点：

1.萨满祭祀中的神祇队伍并非随着萨满文化的产生而产生，它是在萨满文化产生、发展、完善这一漫长的岁月中，不断发展壮大的。以石氏家族为例，他们在明末清初，自三江口沿松花江向南迁徙时，仅有的一位神祇便是“朱录瞒尼”。余者均是在以后的迁徙过程中和清初时，在同敌人激烈交战中而产生的英雄勇士。

2.一些学者因附会于“女战神”这一说法，擅自将“敖都玛法”改写成“敖都妈妈”。笔者尽览诸多满族家族手抄传世的神谕，多数为“敖都玛法”，少有写成“敖都妈妈”的。众所周知，满语中的“玛法”是男性的代表。

3.“敖都玛法”是有其偶像的，而且这一偶像的形象，在所有的满族家庭中，刻制是千篇一律的：骑双马，身披斗篷，头戴毡笠。俨然一副英雄男儿的气概，毫无女战神的模样。笔者通过反复深入的田野调查认为，敖都玛法是源于两个传说。

在辉南一带，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：②清高宗十九年夏天，乾隆巡边至辉南境内。因山高林密，迷失了路径，在深山老林中转了七八天寻不到路径。乾隆皇帝因过度疲惫，依一棵老树休息，不觉朦胧入睡。酣睡中，忽见一鹤发童颜的老者凌空而降，口称“山神见驾”！并又说：“皇帝要回家，就地请马发”。言罢飘然而去。乾隆惊醒后，派人四处寻访马发。

一日正在前行，忽见山麓间一茅草小屋，并见一位头戴斗笠、腰挂弓箭、右手执钢叉、左手拖一死鹿的壮汉自山上来到院中。众随从立即围了上去，并让壮汉报上名来。

壮汉自称“马发”。于是，众随从引马发去拜见皇帝，皇帝一番询问后，便命马发引路出山。一路上，遇见巨蛇，马发捉蛇；猛虎拦路，马发降虎。历经两三天的艰苦跋涉，终于走出了密林。

皇帝问他要什么赏赐，马发只说了一句“我爱辉发山”，皇帝点头答应了他的请求。

这时有边关道魁进奏谗言道：“万岁，此事不妥，辉发山两面环水，此乃兵家要地，贱民要山，恐有叛逆之意，请圣上明察”。乾隆听罢，觉得马发生性粗莽，又有捉蛇伏虎之力，亦应防范，遂令随从追杀马发。随从到了马发跟前举刀便砍，马发毫无提防，头颅应声落地，但尸体不倒，腔血如注，随从吓得目瞪口呆。

随从把追杀马发的情形说了一遍，乾隆深感后悔地说道：“朕听信谗言，误杀了忠良，悔之晚矣”。立即罢黜道魁官职，发配云南。同时封马发为引路侯，以侯礼葬之，下令在辉发山上建马发庙，按时祭祀。并晓谕满族各氏族，在萨满祭祀中加入此人的神位，在家祭中祭之。

那里的满族氏族认为“敖都”就是“引路的恩人”之意。因“马发”与“玛法”谐音，后来便称其为“敖都玛法”，既“引路恩人祖爷神”。

但是，在松花江的中下游，原打牲乌拉辖区内的满族氏族中，还流传着另一个传说。尤其是在满族石氏家族中，历代手抄传世的神谕，对这位神祈有着更为明晰的叙述。

该家族的神词③是这样记载的：

山音阿林伏七西赊（长白山成佛）

敖都玛法佛洛国出课（侍候罕王爷精妙）

沙哈连末林忒非德（骑着高大青马）

吴拉乎发兰德押不楞额（越过漂发甸子）

撮哈娘们撮哈拉末（被敌人兵马围困）

吴心必干代林德（荒郊野外避难）

舒吞二班忒不楞额（保主尽忠）

这段神词的汉译大意和这个传说的内容梗概是：

李总兵的爱妾喜兰得知李总兵要加害小罕王——努尔哈赤，便将消息传给罕王的好友王杲。王杲盗宝马（大铁青和二铁青，亦是总兵李成梁与侍从王杲的坐骑）连夜送罕王出城逃跑。李总兵得知后，率人马追赶。罕王惊疲交加，落马后酣睡，王杲浑然不知，尚独自一人策马飞奔。最后王杲马陷淤泥塘，追兵赶到乱箭射死。但是遍寻不见罕王，于是李总兵下令放火焚烧周边苇塘，跟随罕王一起逃走的大黄狗义犬救主，往返水塘数百次用自己身上的毛将罕王四周的芦苇打湿，结果大黄狗累死在罕王身边。后又有神雀相救，方使罕王大难不死。罕王定鼎沈阳后，下令晓谕满族各氏族，不得食狗肉，在家祭中要祭奠天神（喜鹊与乌鸦），并封王杲为“敖都玛发”。因此，满族石氏家族萨满将“敖都玛法”一词解释为“舍身救主的英雄祖神”之意。

敖都一词，现在满文工具书中尚无从查找。为此，该神祇在萨满文化研究中的歧义较多。也有称为“敖都玛玛”的，认为是古代一位女战神。但是无论古代史料还是考古发掘，均不能找到有力的佐证。从远古的历史到今天的现实，一人二马确实令人费解。不仅是在同一家族，甚至是在不同家族的萨满祭祀神词中，两种称谓交替出现的现象少之又少。究竟是“敖都玛玛”还是“敖都玛发”？满族石氏家族祭“敖都玛发”神歌和历代萨满口头传讲的资料，为我们研究该神祇提供了较为详实可靠的历史依据。

为此，我们可以做如下判断：

一、清代之前，此神祇便已存在。至清时，统治阶级出于某种政治目的，将其真实面目隐去，又赋予新的内容。这些都足以说明萨满祭祀中的神祇在不断演化，萨满祭祀文化也在根据统治者的意志而产生变异。

二、有清之前，并无此神祇。但在努尔哈赤的南征北战中，确曾遭遇过凶险，王杲也曾确有其人。尽管故事情节与石氏家族萨满传讲不尽相同，但确有人在努尔哈赤危难之时舍生相救，后对此人进行封册，因此在满洲共同体建立后，将其人列入萨满祭祀的神位以示悼念，这种观点也完全符合萨满祭祀的神祇数量不断增多、神祇队伍不断扩大的这一事实。

三，努尔哈赤起兵之初，为统一女真各部和对抗大明王朝，历经多少次大小战役。在一次战斗中，确曾遭遇敌人兵马的围困。努尔哈赤的贴身侍卫舍身相救，助努尔哈赤突围后，又单人双骑将敌人引开，最后被敌人乱箭射死，努尔哈赤得以生存。努尔哈赤得天下后，不忘旧恩，封其为“敖都玛法”。

    至于佛朵玛玛的故事，亦是缘于“王杲救主”同一传说。

“布日嘎”汉译为“柳枝”之意。满族萨满祭祀前，承办此次祭祀的东家（主人），事先要备下一根大拇指粗、一米左右长、枝杈繁茂的柳枝，供“换锁”——祭佛朵玛玛时使用。将柳枝主干的中端捆扎一略宽稍长的白色布条，在厨房东南角大柁的上方钉一铁钉或较硬稍细的木棍，将柳枝挂其上面，并使柳枝的稍端向上。柳枝的枝杈上拴一些稍细的白色布条。索绳的一端便拴在柳枝上，另一端拴在挂子孙口袋的铁钉或木棍上。

选取的柳枝枝杈越多越好，寓意“家族兴旺，子孙繁多”。至于为什么拴白色布条和将其放置在厨房东南角的上方？依满族石氏家族的解释为：辽阳总兵李成梁的爱妾喜兰，因私下放走“小罕子”——努尔哈赤，自知李总兵难饶其活命，故在李总兵率队追赶“小罕子”之际，赤身裸体以三尺白绫吊死在寝室东南角院中的一棵柳树上。

后人因不忍目睹其死之惨状，因此没有将其神位彩绘成影像或雕刻成偶，仅以一黄布口袋和柳枝代表其神位。柳枝代表其挂吊绳的柳树，白色布条代表其用以自尽的三尺白绫，东南角则代表其方位。

有关“佛朵玛玛”的传说，在满族各家族的神谕中很难找到详细的记载，即便是神词记录最为详细的石氏家族，记叙的也非常模糊。为此，笔者认为“佛朵玛玛”既是李成梁总兵的爱妾——喜兰，这一说法未免太过牵强。众所周知，努尔哈赤是李成梁的义子，他是借口回家完婚离开李成梁军营的，并非逃离。因此可以判定，是先有“佛朵玛玛”这位神祇，而后赋予它这个传说的。确切说来，“佛朵玛玛”实际上就是满族萨满祭祀“柳祭”的延续。事实上，旧时满族人的日常生活与柳息息相关，他们崇柳是缘于用柳而爱柳，同时亦体现了满族人“生殖崇拜”的思想意识。

由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，在努尔哈赤危难之际，曾经有过这样一位奇女子舍身相救。但是为什么要把她说成是李成梁的爱妾喜兰，可能是因为努尔哈赤在李成梁部下数年，喜兰对他宠爱有加，因此成了后人在传讲时的口误吧！

但是，笔者认为，有关“敖都玛法”与“佛朵玛玛”的传说，也绝非空穴来风，因为它完整的故事情节绝非虚构。整个传说有力的诠释了满族人民敬鸦雀、不食狗肉等生活习俗，也诠释了满族萨满祭祀——祭“敖都玛法”和“佛朵玛玛”的不同程式。因此，它给我们有志于研究萨满文化的后来人，留下了一个长期的课题，让我们不断地去追寻萨满的足迹，还“敖都玛法”与“佛朵玛玛”的本来面目，让此二位神祇有一个完美的解释。

无论什么原因，有关“敖都玛法”和“佛朵玛玛”这两个萨满传说是真实存在的，萨满祭祀神词中的记载便是有力的佐证。它在说明萨满祭祀的神祇队伍在不断地演变、扩大的同时，也彰显了满族人民“有恩必报”这一萨满祭祀文化的内涵。

 文献来源：

1.付英仁的《天宫大战》。

2.“马发”引路救乾隆帝出山的故事，源自浑南县文化局局长焦立遐于2006年提供的文献资料。

3.锡克特哩哈拉家族（石氏家族）族长（穆坤达）石文尧保留的祖传祭祀神谕。